由费振刚、仇仲谦、刘南平校注的《全汉赋校注》(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)，引起了我们对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科学价值及人文价值的思考。 
　　“赋”与诗、词、曲、文一样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之一种，可是，向称“读汉赋如读天书”的障碍，使人们对其倍感生疏。然而，汉赋所蕴藏的中国文化资源又相当重要。广东教育出版社在已有《全汉赋》的情况下，主动将《全汉赋校注》纳入其古籍整理之系列丛书规划， “足敷读者查阅与研究汉赋之需要”。此著所以受到如此评价，首先在于该选题适应了国学研究的迫切需要，具有深远意义。 

　　该著是迄今为止辑录汉代赋体文学作品最完备的断代文体总集。进入新时期以来，大陆古籍整理研究的文献成果多集中在诗、词、曲、文等领域中，《全汉赋校注》作为断代文体总集，补上“赋”体之一阙自然成为题中之义的历史担当了。 

　　该著编写体例中的“校勘”、“历代赋评”及“附录”不见于现存各种汉赋整理本；较之只有辑校的《全汉赋》，其“历代赋评”及“附录”为业界学人提供了臻于完备的原始材料。该著突破了将近８５％的作品没有古注可鉴的研究难度。自汉至清，对汉赋作品加以注释的古籍汇总起来不过四五十篇。龚克昌先生在其《后记》中说，他的２０多名助手、硕士生和博士生参加了《全汉赋评注》的工作，竟然“前后花费了十多年”，所以，“评注”完成时已经７０岁的龚老先生深有感慨地说：“此项工作难度太大。”无独有偶，《全汉赋校注》的编撰也经历了１０年的光阴，但其撰著者仅有３人，该书面世时这３位先生分别进入了古稀和花甲之年，其《后记》中“十年辛苦，苦中有乐”之一言的情蕴、理蕴、人格之蕴恐怕是非同仁者很难感悟的。

　　此著的新意还在于充分吸收了学术研究成果，如刘南平先生关于司马相如生年的考证新结论。刘南平、费振刚和仇仲谦３位先生不囿于己见之学者风度，显然是建立在学术认同基础之上的，值得提倡。

　　此著的“新”是与“严”相伴相生的，集中体现在此书虽然以《全汉赋》为参照蓝本却“参而不照”的科学作风上，否则此著不会在已有蓝本的条件下，又来了一个“十年磨一剑”。